中國文化模式重建與港臺經驗
2014年12月29日
毛少瑩
（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總監，研究員）
改革開放30來，中國發生了令人矚目的歷史巨變，一種被稱為“中國模式”的現代化道路似乎正在形成之中，并以其迥異于西方的經驗，引來全世界的關注和討論。就文化領域來看，討論涉及的話題不少，但視野似乎不夠開闊，突出的表現為要么只將目光聚焦于大陸地區內部，要么只將目光聚焦于狹義的“文化”（文化藝術、文化產業等）內部。如30年的文化成就的簡單羅列，文化體制改革的局部反思等。然而，面對這樣一輪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巨變，文化領域的回顧與前瞻理應拓展更廣闊的視野，從推動文化現代化，重建富有現代意義的中華文化模式的角度，從推動社會全面轉型，實現“深度”或曰“整體”現代化的角度，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在這樣一種思考下，本文想指出，作為中國的一部份，作為中華文化圈中最成熟的現代化地區，近30年也正是香港和臺灣社會突飛猛進，整體現代化成型乃至完成的時代。作為中國文化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分化重組”并與西方等異域文化“嫁接雜交”結出的奇花異果——香港文化和臺灣文化，其發展建設的經驗和已經取得的成就，可以成為我們思考上述問題的重要參照。
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轉型，至少可以追溯至以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由此開始，中國進入“文化轉型”期（所謂“文化轉型”，按照著名學者馮天喻先生的說法，即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整體性變革）。作為直接因鴉片戰爭而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被迫地被置于文化轉型的前沿境地，此后至今160多年來，香港在大部分時間與祖國大陸隔絕的情況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文化轉型之路。
如果我們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觀點，將文化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那么，概括來看，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香港較早建立了以英美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香港擁有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是全球最自由的貿易區之一。政治領域，香港雖然尚未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香港源自英國典章制度的一整套現代行政管理模式，有效地適應了香港高度國際化的市場經濟發展對公共管理的需求，政治穩定開明，政府高效廉潔，社會管理卓有成效。非制度層面，雖然就一般的文化藝術來講，香港文化曾經被很多人看不起，但是，以現代化的視角觀之，其實香港文化的現代化程度很高，作為一種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具有特殊的價值。香港在英治時期，長期實行“消極不干預”的文化政策，加之沒有“文革”等歷史浩劫，文化環境開放，客觀上形成了香港文化中西雜交式的自由發展之中。進入1980年代，隨著經濟的起飛和市民富裕程度的提高，政府因應公眾需求，開始興建文化設施、創辦藝術節慶、資助公共文化、發展表演藝術等，市民文化生活水平得以大幅提升。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后，特區政府實行的文化政策，也基本上只是一種“回應性”的文化政策，包容多元價值，并不強調意識形態的統一，文化自由發展的空間很大。總之，英式教育、殖民背景，一方面是培養了大批懂英文，熟悉西方文化的香港人，科學理性、契約精神、時間觀念深入人心，而西式餐飲、禮儀、服飾等滲透日常生活。另一方面，香港固有的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嶺南文化特色的風俗習慣等也長期得以保存，這使得香港文化可以自由地雜糅中西，加之國際化的移民人口結構，兼容并包，海納百川，香港文化更是獲得了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香港資訊發達，言論自由，科學理性觀念普及，守法、守時，誠信、講求契約和效率。總而言之，無論是制度文化還是非制度文化層面，香港都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將西方現代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成功結合的地區。從現代化的程度，或者說從文化模式、文明模式的角度來看，正如香港學者金耀基、陳云等人所指出的，香港已經形成了建立在精英管制（政府）、普通法（英美法）法治、個人主義（市民）和現代企業家精神（工商界）基礎上的，中西交融，獨具特色的“香港模式”。以現代化的視角觀之，香港的整體現代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模式。
作為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臺灣也同樣長期與大陸隔絕，走了一條與香港又有不同的文化轉型之路。眾所周知，臺灣百年來與中國大陸長期隔絕、聚少離多。由于這種獨特的發展道路，臺灣一直處于文化沖突與交融的前沿地帶，這也帶來了臺灣文化來源的多元性。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自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后，包括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在內的中華文化成為臺灣文化的核心。此后，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大批文化精英移居臺灣，加之國民黨政府將中華文化意識形態化，臺灣的中華文化傳統得到進一步加強。進入20世紀60年代，臺灣由農業社會急劇向工業社會轉變，城市人口和受教育人口也不斷增加。與此同時，由于推行市場經濟制度，臺灣經濟被納入國際分工體系以及臺美之間特殊的緊密關系，美國文化借助美國對臺灣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對臺灣發生全方位的影響，加之70年代后，大批赴美歐留學的臺灣知識精英陸續回臺服務，使得西方文化對臺灣的影響更日益加深。此后，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經過80年代的民主化、本土化的政治體制改革，臺灣社會全面轉型，意識形態宣傳與政治管控逐漸放松，社會氛圍開放寬松，政府推行“富而好禮”的文化建設，建立藝術資助制度，保護文物古跡，獎助公共藝術，鼓勵民間參與文化事務……臺灣逐漸建立了以英美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以民主法治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及以中華文化為根基，同時又廣泛吸納西方文明成果，具有濃郁地域特色和多元開放格局的現代化的“臺灣模式”，成為一個中西文化結合、富有東方人情之美文化魅力的現代化地區。
綜上，香港和臺灣都有中華文化的根基，也都學習西方先進經驗，他們通過不同的路徑實現了文化轉型，并建立了基本成熟的現代化模式，其現代化的主要經驗大體可以總結為：制度文化層面，向西方學習，吸納現代文明成果；非制度文化層面，營造寬松自由的文化生態，以“有容乃大”的胸懷，包容各種文化，從而有效地維護并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創新，最終，實現推動整體現代化，實現了全面的文化轉型。
這對我們總結30年的經驗無疑是有啟發的。近代以來，關于中西文化及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問題，一直在持續的爭論之中。先是明末清初，隨著利馬竇等傳教士東來，爭論從是否接納來自西方的異教和天文歷算開始，此后便一發不可收拾。從鴉片戰爭、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直至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熱、21世紀的國學熱，爭論似乎仍在持續。但是，從港臺經驗來看，正如袁偉時先生所指出的，“隨著中國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簽字，隨著中國加入WTO，中西文化在制度層面上的爭論已經基本終結”。至于非制度文化層面，爭論的焦點也不再是水火不容，先行一步的港臺地區用鮮活的實例說明，走兼容并包、維護傳統與吸納外來成果、繼承與創新并重之路，乃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總之，30年發展后的今天，如何總結發展經驗，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推動我國大陸地區整體現代化的完成，重構中華文化模式，港臺經驗值得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