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國際化城市建設的文化“走出去”路徑探析
2014年12月30日
宋陽
一、國際化城市的概念厘清和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經濟一體化、國際貿易全球化和經濟區域集團化日益加劇，世界城市體系逐漸形成，形成了一類具有全球性經濟、政治和文化功能的中心城市，這類城市在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提高本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對于這類城市，從19世紀末期開始就有許多的學術上討論和界定，涌現出了“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國際性城市”、“國際化大都市”等一系列相關概念和定義。最早在1889年，德國學者哥瑟（Goethe）就曾使用“世界城市”一詞來描述當時的羅馬和巴黎。1915年，英國城市和區域規劃大師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其所著的《進化中的城市》一書中，明確提出“世界城市”這一名詞。最早對“世界城市”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是英國地理學家、規劃師彼得·霍爾（peter hall），1966年霍爾在其著作《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中對“世界城市”這一概念作了經典解釋：“世界城市指那些已對全世界或大多數國家發生全球性經濟、政治、文化影響的國際第一流大城市。具體包括：主要的政治權力中心；國際貿易中心，擁有大的港口、鐵路和公路樞紐以及大型國際機場等；主要金融中心；各類專業人才集聚的中心；信息匯集和傳播的地方，有發達的出版業、新聞業及無線電和電視網總部；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當比例的富裕階層人口；娛樂業成為重要的產業部門。”
英國社會學家弗里德曼在1986年按照“世界城市”的標準對全球一些主要城市進行了劃分，提出了迄今為止比較經典和全面的“世界城市”的理論，他認為世界城市的形成過程是全球控制力的生產過程，采取了“核心邊緣”的方法列出了7項指標，一是金融中心，二是跨國總部，三是國際性機構，四是商業部門，五是重要的制造中心，六是世界交通樞紐，七是城市人口達到一定規模。根據這7項指標，他把紐約、芝加哥、洛杉磯、倫敦、巴黎、東京作為第一等級的核心城市，新加坡、里約熱內盧和圣保羅作為第一等級外圍的主要城市；波士頓、邁阿密、悉尼、約翰內斯堡、米蘭、維也納等作為第二級的核心城市，墨西哥、布宜諾斯艾利斯、中國臺北、漢城、中國香港等作為第二等級的外圍城市。作為世界級城市，它們的競爭力不僅體現在經濟上，更體現在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綜合競爭力上。因此許多城市的地方政府已將文化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和塑造國際形象的主要途徑。[1]
我國對國際化城市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上世紀80年代，隨著城市建設實踐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城市實際工作者認識到了更多的國際化城市問題，甚至先于城市科學研究者提出并引發了國際化城市研究的熱潮。正如這方面的專家陳光庭教授指出的:“在這方面，城市國際化理論研究不但沒有超前性，而且落后于實踐需要。”[2]我國開始介紹和引入西方城市國際化的研究理論，但隨著全球化對我國城市的影響日益加深，國內對國際化城市的研究也在不斷加快腳步和深入思考。新世紀以后，我國的國際化城市研究逐步深入到中國國家化城市的建設實踐之中，尤其是對北京、上海、香港、深圳等城市的實證研究為主。
本文認為，使用“國際化城市”的概念能夠更好地概括和界定這類對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的城市。首先，從靜態角度來看，國際化城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廣泛影響和全面控制的綜合型國際化城市，通常稱之為“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另一類是對世界局部區域內某個領域功能或起到某些控制作用的專業性國際化城市，稱之為“國際性城市”。其次，從動態角度來看，國際化城市是一個不斷運動、不斷發展的一個過程，是指一個城市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影響力和輻射力不斷擴大的動態過程，在此過程中，“世界城市”、“全球城市”處于國際化進程中的頂級或者高級階段，“國際性城市”則處于此進程中的中級或者初級發展階段。
在不同時代，國際化城市有著不同的特征和表象。于濤（2011年）認為，國際化城市應當具有以下幾個特征：雄厚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技術實力；先進的產業結構與國際性功能的空間；多中心的城市空間結構，腹地深遠；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人居、工作環境；多元的文化環境，外籍人口比例高，設有移民社區；國際化的城市管理和開放程度。[3]
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在2010年開展的一項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報告顯示[4]，中國目前655個城市在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向世界”，全國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城市提出建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目標，其中3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務區，未來5年，預計中國將有超過半數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該調查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環境、城市個性、城市國際化程度等十二項指標，調研數據顯示，完成城鎮化率從20%提高到40%這個過程，英國經歷了120年，美國經歷了40年，而中國僅用了22年。雖然中國目前眾多城市都表現急迫發展的態勢，但是據估計未來一段時間有望成為國際大都市的中國城市也不到10個。
2006年起，由中國、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等8國城市競爭力學者組成的全球城市競爭力研究項目組決定，每兩年由中國社科院發布一次《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對全球500城市的競爭力進行綜合比較和排名，迄今已經有4期報告，這是一項跨國研究的成果，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學術性。在發布過的4期《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中，紐約、倫敦、東京和巴黎分列前四位，可以稱作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城市”。在前十名的全球城市中，僅有香港而沒有一個中國內地城市，僅上海、北京和深圳躋身世界百強城市，與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相比還差距甚遠。
在全球化日益加劇的背景下，國際化城市無論在城市基礎設施還是城市形態，無論是經濟運行方式還是日常行為方式都日益走向趨同，只有城市文化方面還保留有各自獨特的風貌。可以說一座城市國際化的最高境界在于文化的國際化，文化是國際化城市的重要標志，文化引領國際化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文化是城市形成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發達的城市未必就是國際化城市，但是國際化的城市一定是文化特征鮮明或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的城市。[5]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些年，我國城市化進程勢頭迅猛，人才、資金、技術加速向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集聚，中心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同時，隨著城市居民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精神消費需求日趨旺盛，對城市的服務功能，特別是文化服務功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城市文化產業迅速發展，文化貿易在城市的一般貿易中所占份額也不斷加大，文化產業和文化貿易成為城市經濟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衡量城市競爭力的極為重要的方面。深圳在建設國際化城市的過程中，尤其要充分展示城市的文化特色，推動城市文化走向世界，擴大城市文化的影響力、輻射力和傳播力。
二、紐約、倫敦、香港的城市文化發展比較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為應對“知識經濟”的到來，紛紛將文化作為國際競爭的核心要素，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世界許多大中城市也都不約而同地將文化戰略作為城市整體發展戰略的核心，政府積極制定各類政策和舉措推動文化藝術、文化產業的發展。作為“全球城市”前兩位的紐約、倫敦更是重視文化戰略對城市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而臨近我們的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其文化發展戰略和政府針對文化發展制定的政策也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除了文化發展戰略和文化政策之外，一個發達的國際化城市，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人們的精神需求隨之增加，對一個城市的文化形態的發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們還需研究和學習紐約、倫敦和香港成熟的城市文化形態，來加快深圳的城市文化建設。
學者們普遍認為,城市文化形態一般分為動態和靜態兩種。靜態型文化包括各種類型的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陳列館、游樂場、主題公園和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等。這些文化由于它們的知識價值、藝術價值、歷史價值而成為國際化城市文化的象征。動態型文化的主要指各種各樣的節慶活動、展示文化如音樂節、電影節、電視節、時裝節、博覽會、運動會等,它們是都市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實力的結晶。城市文化發展既需要靜態的文化設施作基礎,又需要動態型的文化活動作內容。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有吸引力的國際化城市的文化形態。[6]現在,文化產業也是城市文化形態建設的重要內容。據統計,以文化產業為主要部分的第三產業在巴黎、紐約、倫敦的產業結構中都占85%以上。
（一）紐約
美國是世界大國中唯一沒有文化部或者相應負責制定和實施文化政策的部門的國家，但是并非不重視文化，它的“文化戰略”和 “文化政策”滲透在整個國家戰略和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貿易政策當中，擁有無限崇高的地位。紐約作為整個美國的金融經濟中心、最大城市、港口和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一座全球化的世界級的大都市，在四個傳統“全球城市”中位居首位，它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全世界。
紐約擁有來自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量移民，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市人口中有36%為外國移民,紐約市人口使用約170種語言，主要為英語，其次為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德語、俄語、漢語等。國際化的程度高一方面創造了多樣性的文化，各種文化在這里交流碰撞融合，另一方面多種不同的文化需求也迫切的要求城市文化設施和文化活動的不斷豐富和發展。
作為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紐約市，政府非常重視文化的發展，給予財政支撐和政策優惠。紐約有3個與文化相關的主管機構，分別為3個副市長所分管，從不同角度促進文化的發展：非營利性文化藝術事業由文化事務部主管、社區文化發展事業由公園與娛樂休閑部主管、影視廣播市長辦公室則負責文化產業的扶持與發展。紐約也沒有專門的文化發展戰略，但紐約文化事務部提出的目標是“促進和保持紐約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提高對經濟活力的貢獻度”。政府沒有明確提出文化要發展到何種程度，而是希望保持目前的繁榮狀態，這也從另一方面表明了紐約文化的繁榮。
作為美國文化中心,紐約非常重視城市文化設施建設, 紐約市共有5個行政區劃，每個行政區內還有若干個小區，這些小區往往與歷史文化和地理文化相關，譬如，紐約有“戲劇區”、“時報廣場區”、“服裝區”、“餐館區”、“博物館街”等許多有特色的文化地理概念。紐約擁有眾多世界級的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演藝場所和娛樂場所，例如，擁有聞名遐爾的百老匯、林肯藝術演出中心、卡內基演出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公共圖書館等文化設施。紐約完善的文化設施形態除了得益于美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外,還在于紐約城市文化定位多元化，在“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氛圍里,紐約文化設施必須滿足不同階層的需求。紐約政府對文化的直接投入很大，還會出臺一些鼓勵社會投入的優惠政策，因此非營利性文化機構，包括企業、基金會和個人都熱心捐助文化事業，其數額更是高于各級政府的資助，形成社會辦文化的良性格局。
紐約文化事務部的工作目標之一就是“提高文化對經濟活力的貢獻度”，可以看出，紐約市政府非常重視文化的經濟功能，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紐約的文化產業十分繁榮。有數據顯示，在紐約，文化創意產業的從業人員占該城市全部工作人口總數的12%，在倫敦占14%，而在東京這一比例更高達15%，[7]以娛樂中心百老匯為例,百老匯擁有劇院39座，每年生產50至70臺戲劇產品。園區的經濟收益主要來自：百老匯演出季的票房收入；百老匯巡回演出項目的票房收入；百老匯配套服務系統的收入；對周邊地區和城市旅游業的拉動作用。從1999—2000年度起,百老匯每年票房收入都在6億美元以上,占GDP總量的60%左右,成了唯一能與華爾街金融經濟效益相媲美的產業。[8]紐約市傳媒業、新聞也很發達。紐約出版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商業周刊》、《新聞周刊》等出版媒體影響全美輿論界,對全世界也有巨大影響。紐約影視產業對紐約市的經濟發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美國1/3的影片出自紐約市，其影視片產量僅次于洛杉磯，為紐約提供了可觀的地方稅收。
（二）倫敦
倫敦這座曾經的世界工業、金融中心，經過最近幾十年的發展已經華麗轉身為全球文化中心和創意中心。倫敦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根據倫敦市長辦公室的調查顯示，定居倫敦的國際人士和當地居民比例是全球最高的，大倫敦地區居民使用的語言超過300種，還有50種不同族裔的社群。
對英國的創意產業來說，1997年英國文化、媒介和體育部的成立可謂標志性事件，其對創意產業的范圍確定為廣告、建筑、藝術品和古董市場、工藝品、設計、時尚設計、電影及錄像、互動休閑軟件、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件與電腦服務、電視與廣播等13個行業。政府的全面推動是英國創意產業最大的特點之一。20世紀90年代末，倫敦政府也開始把創意產業作為核心產業來經營。倫敦市長非常重視文化和創意產業，并在文化戰略中極力支持和重點投資，市長的文化戰略對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的突飛猛進起了決定性作用，而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的繁榮又對這座城市成為世界城市具有顯著意義。
為了推動本市文化創意產業的大發展，倫敦市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可行性的政策措施。在1999年，倫敦就設立了文化戰略委員會，負責規劃、協調和發展倫敦市的各類文化機構，并制定實施了倫敦文化發展的戰略。2002年10月，倫敦政府經濟委員會出臺了《倫敦創意產業研究報告》，就倫敦創意產業發展和對城市的貢獻進行了探討。2003年在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通公布了《倫敦：文化資本，市長文化戰略草案》提出了把倫敦打造成為“世界卓越的創意和文化中心及世界級文化城市”的文化發展戰略，統一政府部門，完善文化管理機制和加強對文化的支持力度，提出了在今后10年中將要采取的13條文化政策，包括更多地投資世界級文化設施的建設和維護、吸引和創辦更多的文化盛事和節慶、建立文化特色品牌、通過文化加強社會聯系、發展文化合作組等等。
隸屬于國家藝術協會的自治機構——倫敦藝術委員會負責制定各類文化發展戰略和政策，而倫敦文化發展的基金主要來源于政府的文化撥款和文化基金會的投資，此外，彩票發行也是倫敦文化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倫敦文化機構每年獲得的資金支持約11.33億美元，其中財政撥款占46.1%、地方政府31.1%、彩票15.2%、信托基金等7.6%。[9]為了維護倫敦作為世界級的文化城市，在保護現有文化設施和文化遺產同時，倫敦政府大力興建新的文化設施，投資規模超過6億英鎊。此外，倫敦有4個重要的創意節慶，即倫敦電影節、倫敦時裝周、倫敦設計節、倫敦游戲節，創意節慶有效地促進了倫敦電影、設計與時尚、數字游戲業和音樂等核心創意產業的發展。
同時，倫敦也是英國的創意之都，倫敦的創意產業在整個英國所占比重極高。英國1/3以上的設計機構都位于倫敦，擁有全英國85%以上的時尚設計師，設計業產值占設計產業總產值的50%以上。倫敦的音樂產業產值約占英國音樂產業產值的一半。英國排名前11位的報紙中，倫敦占據10席，出版業產值占全英國36%。廣播與電視產業包攬了全國73%的電影后期制作業務。英國的游戲出版和開發都是以倫敦和東南部地區為中心的。[10]倫敦的文化創意產業中在整個英國具有競爭優勢的主要體現在廣告、廣播電視、新聞機構、影視制作與發行等部門。倫敦還是全球的創意中心，它是全球三個廣告產業中心之一，也是全球最繁忙的電影制作中心，同時還是國際知名的設計之都。2001年英國文化、媒體及體育部的統計數值顯示，創意產業在倫敦是僅次于金融業的第二大產業，為50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年營業額超過210億英鎊。2003年在《倫敦：文化資本，市長文化戰略草案》中披露，倫敦的創意產業年產值為250-290億英鎊，從業人員已達到52.5萬人，英國首相戰略小組指出，如果僅用就業和產出來衡量，倫敦創意產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金融業。在倫敦市政府的目標中，世界城市不僅僅在經濟上成為世界中心，在文化方面也應該是世界中心，具備極強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和其他城市相比，倫敦擁有更多數量的博物館、美術館、劇院、音樂廳、音樂演出場所、公共圖書館、書店、酒吧、著名的國際節慶和品牌文化活動，吸引了最多數量的外國留學生，包括藝術院校的國際留學生，倫敦也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旅游目的地。但是在影院的基礎設施和產出方面，紐約更勝一籌，擁有更多的電影院、電影節數量和更高的影院票房收入[11]。
（三）香港
香港是一個繁華的國際大都市，是世界上重要的金融中心、服務業及航運中心。由于歷史、地理原因，香港是一個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傳統與現代文化在這里薈萃，創造出香港獨特的人文環境。香港基礎產業發展完善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完備的法律法規和發達的市場經濟為文化創意產業創造了有利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香港長期以來都是推崇“小政府、大社會（大市場）”的治理模式，提倡社會自治，香港政府對文化的管理也是如此，政府主要管理和資助文化公益事業部門，文化的產業部門交給市場來運行，政府只負責外部環境管制、政策引導。
現行香港的文化運作機制是：民政事務局負責文化決策，主要為文化藝術提供資源，制定文化政策及撥款制度。2012年，香港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總開支超過30.9億港幣，可見政府對文化的投入很大。[12]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執行工作，包括表演藝術、博物館、圖書館三方面。香港藝術發展局是政府全方位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策劃、推廣及支持香港藝術以及藝術教育的發展，每年接受來自民政事務局的撥款大約有一億港幣。另外，還有2008年成立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其職能除規劃文化區內的土地用途、設施、籌辦各類文化藝術活動外，長遠目標是為了促進香港文化藝術發展，包括場地設施、人才培訓、文化產業和文化交流等。香港現有二十多個大型文娛演藝場館，大部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轄，其他由一些大專院校及法定團體和私人組織管理。而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香港的“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和推廣之中，并發揮著重要作用。
香港在2003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正式提出“創意產業”一詞，政府明確強調創意產業是世紀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后來又陸續使用過“文化及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提法，但是始終在戰略高度上保持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和扶持力度。根據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完成的《香港創意產業基線研究》，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在狹義上分為三大類，包括11個行業。第一類是文化藝術類，包括藝術品、古董與手工藝品、音樂、表演藝術。第二類是電子媒體類.包括數碼娛樂、電影與視像、軟件與電子計算、電視與電臺。第三類是設計類，包括廣告、建筑、出版與印刷。這11個行業當中，香港以建筑、廣告、文藝和影視四個方面表現最為出色，而建筑與廣告又同屬設計類。因此，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主要來源于設計、文藝與影視三駕馬車的拉動。據官方數據統計，截至2008年底，香港擁有創意產業相關企業3.2萬家，從業人員超過17萬，每年創造產值超過600億港元。
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繁榮不僅得益于自身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更重要的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建立起了較為成熟的配套機制，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騰飛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政府——社會中介組織——文化創意企業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便于三者的互相溝通、互相協調，有利于三方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專責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發展的“創意香港”辦公室于2009年6月1日成立，隸屬于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負責管理和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為業界提供一站式服務和更好的支援。[13]重點工作是負責管理各項與創意產業相關的資助計劃及其行政工作，包括“電影發展基金”（3億元）、“設計智優計劃”（2.5億元）、“創意智優計劃”（3億元）、“電影貸款保證基金”等。[14]文化創意產業行業協會是社會中介組織中的主要成員，它的誕生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香港文化創意產業行業協會種類繁多，范圍廣泛，按照市場規律運作和發展，在溝通政府和文化企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繁榮發展。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行業組織包括香港廣告商會、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香港建筑師協會、香港設計師協會、香港電影制作行政人員協會、香港唱片商會、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香港出版總會、香港訊息科技協進會等。
雖然各個城市的文化內涵、發展模式、政策舉措大相徑庭，但是紐約、倫敦和香港在建設國際化城市時對文化的高度重視，有針對性地制定了適宜的文化政策來推動文化發展，值得深圳在建設國際化城市時學習和借鑒。
三、深圳“國際化城市”建設進程中的文化“走出去”
（一）深圳“國際化城市”建設對文化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早在1990年，深圳市召開的第一次黨代會上，深圳第一次提出建設“外向型、多功能的國際性城市”，走市場經濟和外向型道路，不僅是對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以來的肯定，更是表明了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一個未來發展道路。“外向型”是深圳發展的第一步，“國際化”才是深圳的目標。只有參與到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進一步提升自身綜合水平，不斷加強國際化城市的建設，深圳才能在國際上具有真正的競爭力和話語權。從第一次黨代會提出建設“國際性城市”后，深圳歷次黨代會都沿用了這個提法和戰略，只是表達略有不同，如建設現代化國際性城市、區域性國際性城市、現代化國際化先進城市等。
2003年，在深圳市委召開的三屆六次全會上，對深圳的城市定位進行了調整，明確提出“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核心，建設國際化城市”。從“國際性城市”到“國際化城市”的轉變，表明了深圳對自身狀態和實力的重新審視。作為一個新興城市，我們的現代化還剛起步，離國際性城市的要求還很遠，“國際化城市”建設表達了一個過程，一個不斷努力和前進的過程，朝著“國際性城市”的目標邁進。2011年4月，深圳市政府制定并印發了《深圳市推進國際化城市建設行動綱要》，高度肯定了深圳推進國際化城市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明確了深圳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先進城市的戰略目標，在未來十年，努力把深圳建設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明星城市，亞太地區有重要影響力的區域性國際化城市；到2050年，深圳與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共同發展，形成與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比肩的國際化城市群。根據國際化城市建設第一階段目標，提出了近期實施的19項行動計劃。在第16項行動計劃中，尤其強調了加強文化、體育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通過參與國際性文化交流活動、策劃舉辦和利用國際大型節慶、申辦國際頂級體育賽事，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擴大深圳文化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提高深圳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設計之都”發展水平，提高深圳設計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水平。
國際化城市的建設不僅要求經濟發達，而且文化、社會、法制等人文環境也要優越。一般來說，物質財富的增加相對容易，而人文環境的提升較為困難。但是無論是像倫敦、東京、紐約這樣的全球城市、世界城市，還是其他一般化的國際化城市，其文化的特征、影響力、知名度和輻射力都是很鮮明、很強大的，甚至比他們的經濟總量、人口規模顯得更加重要。目前，盡管我國一些文化企業已經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但總體上還沒有在國際上形成中國特色的文化聲音。和紐約、倫敦、東京等世界文化高度發達城市相比，我國很多城市文化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開發比較分散、文化整合的力度不夠，尤其走出國門的產品所能蘊涵的文化內容、所產生的文化附加值都十分有限，這些都不利于文化走出去在總體上形成競爭力。因此，在建設國際化城市的過程中，文化在其中的意義和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說，文化是城市的靈魂，也是一座城市最具影響力的名片。文化是國際化城市的重要標志，引領著國際化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城市形成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市以來，深圳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奇跡。但是，從總體上來說，深圳的文化發展水平與深圳作為經濟強市的地位仍不相稱，與廣大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還存在較大差距，與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許多城市的文化積淀和文化發展相比深圳差距明顯，需要政府制定科學的文化發展戰略，通過政府大力支持和積極推進深圳的文化建設，在較短時間內實現文化的跨越式發展，發揮文化的經濟引領作用和社會協調作用。
深圳文化經過3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經濟自覺、文化起步階段——文化自覺、文化立市階段——文化自信、文化自強階段。文化發展戰略也經歷從“文化立市”到“文化強市”的推進和跨越。如果說，深圳十年前的“文化立市”戰略標志著城市發展由經濟因素作為支柱力量到經濟、文化同時作為支柱力量的轉型，那么如今的“文化強市”戰略則是城市發展的又一次重要轉型，文化不僅僅是作為基礎力量，還要作為優長項目，強勢力量出現，在支撐、推動城市國際化建設上力量要更為強大，作用要更為突出，效果要更為顯著。
建設國際化城市，深圳必須實施全方位的開放，以高水平、深層次、寬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提高城市品質，提升“深圳質量”，擴大城市吸引力。因此，深圳需要在堅持不斷引進外來優秀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同時，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對外文化貿易，推動深圳本土文化“走出去”。
（二）深圳文化“走出去”的基本情況和主要特點。
深圳具有獨特的區位優勢，作為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和改革開放的窗口，在“文化立市”、“文化強市”戰略的指導下，深圳的對外文化交流和貿易走在了全國前列。2010年，文化部部長蔡武在深圳特區建立30周年之際，曾高度評價深圳的文化建設。他認為，圍繞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的目標，深圳正在逐漸發展成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文化商品交易中心、現代文化產品的生產基地、文化精品薈萃的園地，正在形成具有開放性、兼容性、先導性并充滿活力的國際性都市文化，為我國城市的文化建設和發展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
1、深圳的對外文化交流。
隨著國際化城市的建設進程，深圳對外和對港澳臺地區文化交流與合作呈現出更加活躍和蓬勃發展的態勢，無論是從交流的數量與質量方面，都有逐年明顯的增加和提高，實現了在文化交流引進和派出兩大層面的較大提高，提升了深圳文化藝術的國際地位。深圳在積極引進優秀境外文化的同時，還通過與其他國家互設文化節慶活動、大型藝術展覽、交流學習訪問、高層次文化論壇等多種形式，努力推進深圳的優秀文化走向世界，不僅擴大了深圳的國際影響，也拉近了與世界的距離，使深圳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橋頭堡。由于毗鄰港澳，深圳與港澳臺地區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一直非常緊密。積極參與每年一屆的“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已成功舉辦十三屆），加強深港澳在演藝、展覽、文學、舞蹈、戲劇、文博、人才培訓、粵劇藝術等方面的合作，共建共享文化信息平臺。積極參與和籌辦每年一次的“香港、臺北、上海、深圳”四城市文化交流會議（已成功舉辦十四屆），共同分享四個城市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經驗和面臨的挑戰，搭建政府與民間、城市與城市之間文化政策與文化實務的溝通平臺。
深圳在文化價值觀念輸出方面的步伐走得同樣堅實有力。2008年，深圳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設計之都”稱號，成為中國第一個、全球第六個獲此殊榮的城市。自從2004年深圳提出打造“設計之都”的發展目標，深圳以工業設計、平面設計、建筑設計、服裝設計、室內設計、游戲設計、軟件設計為代表的設計業進入了蓬勃發展階段，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已具有領先和引導優勢。中國設計業的領軍人物和最具影響力的設計師很多都聚集在深圳，在國際上最權威的國際設計師協會（AGI）里，全中國僅有6名會員，其中深圳就有兩人。
“設計之都”的榮譽有助于深圳提高城市國際化水平。深圳可充分利用全球創意城市網絡的平臺資源，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國際創意城市的交流與合作，增強了深圳對創意資本的號召力和凝聚力，有利于吸引創意產業要素的聚集，有利于城市品牌的推廣，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成為深圳的一張亮麗的“城市名片”。
2、深圳的對外文化貿易。
深圳文化產業經過長期發展，在創意設計業、文化旅游業、動漫游戲業、數字娛樂業、傳媒出版業和工藝美術業等方面形成了產業優勢，這些優勢文化產業成為深圳出口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主要領域，為深圳的對外文化貿易發展做出巨大貢獻。近年來，深圳文化產品外貿出口持續增長，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深圳外貿出口造成不利影響的情況下，文化產品的出口仍然“一枝獨秀”，彰顯了深圳文化產品的強大生命力。深圳的對外文化貿易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加工貿易居絕對優勢，一般貿易出口比重較小。長期以來，深圳文化產業的發展以印刷業、工藝美術業等傳統加工型產業為主，受傳統產業結構限制，從深圳市文化產品進出口數據看，加工貿易的比重占有絕對優勢，出口文化產品的核心競爭力不強，尤其是自主創新的能力較弱。例如，深圳工藝美術品出口主要是以加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產品中60％以上為加工貿易產品，如出口到美國的圣誕飾品、珠寶首飾、藝術品和收藏品等。深圳的美術品出口也主要以臨摹為主，屬于復制加工業。雖然也有一些原創產品，但數量不多，屬于文化產業核心層的產品和項目出口較少。像騰訊、A8音樂集團等能走上自我良性發展道路的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文化企業并不多，大量的文化出口企業多為“三來一補”企業，組織規模小，產業關聯度低，科技含量低，名優品牌產品少，產業規模效益差，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在國際市場的文化影響力和擴張力較弱。
第二，外資企業是文化產品進出口主力軍，內資企業比例偏低。深圳的地緣優勢導致企業的外向型程度很高。文化出口企業中，外資企業尤其是港資企業占絕大多數，這也為文化產品出口提供了有利條件。以深圳市印刷行業為例，出口企業主要以外商企業和私營企業為主，這兩類分別占52％和39％，剩下9％的份額是國有等其他形式的各類印刷企業。據工藝美術行業協會統計，2008年底，全市工藝美術企業1812家，其中港資企業997家，占55％；民營企業581家，占32％；臺資企業215家，占12％；外資企業19家，約占1％。
第三，出口市場集中度高，香港在深圳對外文化貿易市場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圳文化貿易的主要出口市場為香港地區、美國和歐盟。由于深港兩地的地理、資源、文化等優勢，加上深港兩地合作的不斷推進，香港成為了深圳文化貿易的主要市場和深圳打開國外市場的主要途徑。深圳市印刷業的主要出口區域是港澳，深圳工藝禮品方面主要的銷售地也是香港，或通過港資臺資企業建立的渠道進行轉口貿易，銷到北美、歐洲、東南亞和中亞地區。
第四，文化與科技融合的新模式，提升了出口企業和產品的競爭力。近年來，深圳市政府大力促進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鼓勵傳統文化企業利用高新技術升級改造。深圳的文化領軍企業，一方面是深入文化核心層的創意企業，另一方面也是運用最新科技手段的高科技企業。目前深圳市有6477家文化科技結合的企業，約占深圳文化企業數量的70.37％，實現境內外上市的企業超過7家。據深圳市文體旅游局文化產業處的數據統計，深圳2008年在申請重點文化企業資質的401家企業中，文化科技結合型企業有230家，主要經營方向包括創意設計、動漫游戲、新媒體服務、移動數字廣播電視、出版印刷、影視演藝類、珠寶及高端工藝品、互聯網信息服務、移動信息服務等。文化與科技的結合，提高了文化產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產品的附加價值，增強了文化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有利于推動深圳的文化企業“走出去”。
第五，平臺建設初顯成效，文博會成為深圳文化產品“走出去”的重要平臺。作為中國唯一一個國家級、國際化、綜合性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已在深圳成功舉辦了八屆，是中國文化產品與項目交易的重要平臺，促進和拉動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為推動中國文化產品走向世界發揮了積極作用。文博會期間舉辦各種大型節慶活動，向全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魅力。還建立了網上文博會，廣泛整合線上線下文化產業資源，以中、英文兩種版本向海內外采購商全方位展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最新建設成果、最新發展態勢和項目與產品的交易盛況。深圳應當借助文博會的優勢，向全世界展示深圳的城市文化和文化產品，推廣深圳“創意之城、時尚之都”的新城市形象，擴大深圳文化的影響力、輻射力和傳播力。
四、以國際化城市為導向大力推動深圳文化“走出去”
在國際化城市建設成為深圳重要的追求目標的形勢下，深圳文化的“走出去”勢必成為傳播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展示提升深圳特區形象的重要載體。深圳在建設國際化城市過程中，必須把文化“走出去”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化內涵而加以重視，在國際化城市的導向下，大力推動深圳文化“走出去”。
第一，要樹立更高并且具有現實意義的文化發展戰略目標。中國各大城市在建設國際化城市的過程中，北京提出的目標是建設“世界城市”，上海提出的是建設“國際化大都市”，這都是符合他們各自城市定位和特色的目標，而深圳根據城市的定位和發展，選擇了“國際化的先進城市”為目標，也是非常正確的。深圳獨特的地理位置導致了它成為中西文化交匯點，以移民為主的居民結構又使得深圳文化包容性很強，形成了“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城市文化特色。深圳建市時間不長，年輕的深圳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但是作為中國最時尚、最先鋒、最具創意的新興城市，深圳向世界展示的是“創意之城、時尚之都”的鮮明城市文化特色。深圳要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以深圳文化周、大型文化節慶和賽事、國際友好城市、深圳城市形象大使等為載體，依托緊鄰香港地緣優勢，發揮珠三角城市圈優勢，增強深圳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城市知名度。從深圳市現有的文化資源狀況來推進深圳文化發展，把文化產業的發展作為一個根本性環節來予以重視，推動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加快發展文化創意服務貿易，利用文博會的有利平臺，展示推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這對深圳本身進一步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第二，政府要積極完善和落實文化“走出去”的配套政策，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提供信息技術、公共服務和必要的財政支持。當前深圳針對推進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走出去”的相關支持政策還不完善、不配套，落實國家層面的政策也還遠遠不到位。促進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法律法規體系也不健全，在總體上缺乏統一的規劃和合理布局，在細節上存在很多空白和漏洞，要盡快形成對外文化貿易的政策法規促進體系。深圳要力爭成為國家對外文化貿易的基地，要盡快制訂更加有利于文化企業“走出去”的經濟政策，大力鼓勵文化產品出口。政府在資金和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是文化企業最急切盼望的。政府應加大對文化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給予更多的稅收優惠，將相關配套政策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到實處。不少文化企業提出了“資金前移補貼法”，希望政府能在文化產品的初期就給予適當的扶持，確保好的創意最終能夠做出優秀的產品，最終能夠成功走向國際市場，實現文化產品的市場價值，扭轉文化貿易逆差。
第三，企業是文化“走出去”的市場主體，要借助“文化與科技”結合的新型模式，提升文化產品的質量，注重文化創意的提升，培育市場，打造品牌。要利用并借助深圳在高科技、金融、創意設計等方面擁有優勢，形成“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文化+創意”等產業發展新模式。深圳已經培育了華強文化科技集團、中青寶網絡科技公司、深圳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深圳迅雷網絡技術有限公司、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深圳雅圖數字視頻技術有限公司等一批以高新技術為依托、數字內容為主體、自主知識產權為核心的文化企業，他們是深圳文化產業發展的典范，在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品牌、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對外文化貿易，提升深圳城市知名度和國際形象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深圳應始終堅持走內容創新和科技創新的道路，要著眼于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文化產業，運用高新科技更新文化生產、傳播的手段，使傳統文化以新的形態煥發出新活力，使文化產品以新的生產傳播手段增添新力量。
第四，依托香港，加強深港兩地的文化交流與合作。目前深圳絕大部分的文化產品和服務都是出口到香港或者通過香港出口到海外，香港是個發展非常成熟的國家化城市，要充分利用香港這個平臺，擴大深圳文化“走出去”的輻射力和影響力。例如，深化深港文化產業合作，共同打造國際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加強廣播影視合作，推動擴大深圳衛視在香港的落地覆蓋，進一步擴大深圳電視在香港的影響力，使之成為香港市民了解深圳的重要窗口。推動深港影視動漫、新媒體、新技術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加強香港數碼港與怡景動漫基地在技術平臺方面的交流和資源共享。深化深港兩地藝術創作和交流活動，舉行更多的文化及藝術培訓、展覽、表演等，加強深港澳文化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完善提升“雙城雙年展”等品牌文化活動，實現文化資訊、演出票務、圖書館網上資源的互聯共享。
（宋陽，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1] 楊榮斌、陳超：《世界城市文化發展趨向：以紐約、倫敦、新加坡、香港為例》，載自《2004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 陳光庭：《試論城市現代化與國際化建設的同步性》，《城市問題》1995年第2期。
[3] 于濤、徐素、楊欽宇：《國際化城市解讀：概念、理論與研究進展》，《規劃師》2011年第2期。
[5] 陳威：《深圳建設國際化城市進程中的文化引領與文化擔當》，載《解碼城市新境界——2011深圳國際化城市建設研討會全紀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 林廣：《上海與紐約文化形態比較研究》，《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6期。
[7] 《文化產業發展遇三大瓶頸，人才匱乏制約產業擴容》，《中華工商時報》2011年12月13日。
[8] 林廣：《上海與紐約文化形態比較研究》，《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6期。
[9] 王曉紅：《國際化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的比較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0] 王琪：《世界城市創意產業發展狀況的國際比較》，《上海經濟研究》2007年第9期。
[11] 劉陽生：《紐約、東京、倫敦文化軟實力發展比較研究》，載《建設世界城市提升首都軟實力論壇文集》。
[12] 數據來源：“臺北、深圳、香港、上海四城市文化交流會議”（臺北），2012年。
[13] 參見創意香港官方網：http://www.createhk.gov.hk。
[14] 王為理、任珺：《深港文化創意產業的歷史、現在和未來》，《深圳與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報告》（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